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吃。村里人说，有一阵老是吃驴，但我去晚了没赶上，只赶上了吃白薯。当然，在这场人和驴的生存竞争中，我当时定地站在人这一方，认为人有吃掉驴的权利。

中国史学界没有个年鉴学派，没有人考证一下历史上的质生活，这实在是一遗憾——布罗代尔对中国质生活的描述还是不够详尽——这件事其实很有研究的必要。在中国人稠密的地带，本就见不到风车、车，这东西只在边远地方有。我们村里有盘碾，原来是用驴拉的，驴没了以后改用人来推。驴拉碾时需要把蒙住，以防它。人推时不蒙，因为大家觉得这像一驴，不好意思。其实人也会。我的切会是：人只有两条，因为这令人遗憾的事实，所以起来站都站不住。我还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，陈永贵大叔在大寨曾和一驴比赛负重，驴摔倒，永贵大叔赢了。我认为，那驴多半是个小驴，而非关中大叫驴。后一驴态壮硕，恐非人类所能匹敌——不是哪一驴，这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，证明了就是不借手推车，人也比驴。我认识的一位中学老师曾经用客观的态度给学生讲过这个故事（未加褒贬），结果在“文化革命”里被斗得要死。这最后一件事多少暗示中国为什么没有年鉴学派。假如布罗代尔是中国人，写了一本有关中国农村质生活的书，人和驴比赛负重的故事他是一定要引用的，白纸黑字写了来“文化革命”这一关他绝过不去。虽然没有年鉴学派那样缜密的考证，但我也得了结论：在现代质文明的影响到来之前，在质生活方面有这么一倾向，不是人来驾驭自然力、兽力；这就要求人能够吃苦耐劳、本分。当然，这要求和传统文化对人的教诲甚是合拍，不过孰因孰果很难说明白。我认为自己在队时遭遇的一切，是传统社会质文明发展规律走到极端所致。

最近我读到布罗代尔先生的《十五至十八世纪的质文明、经济和资本主义》，才发现这生存竞争不光是在我老家存在，也不限于在人和驴之间，更不限于本世纪七十年代，它是一广泛存在的历史事实。十六世纪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就发现，与西欧相比，中国的役畜非常少，对力和风力的利用也不充分。这就是说，此生存竞争不光在人畜之间存在，还存在于人与浩浩的自然力之间。这次我就不能再站在人的立场上反对和风了，因为这对手过于低级，胜之不武。而且我以为，中国的文化传统里，大概是有问题。众所周知，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是一人本的文化，但是它和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完全不同。在我们的文化里，只认为生命是好的，却没把快乐啦、幸福啦、生存状态之类的事定义在内；故而就认为，只要大家都能活着就好，不他们活得多么糟糕。由此导致了一古怪的生存竞争，和风力，力比赛推动磨盘，和牲比赛运输——而且是比赛一负面的能力，比赛谁更不知劳苦，更不贪图安逸！

这篇文章写到了这里，到了得结论的时候了。我认为中国文化对于质生活的困苦，提倡一消极忍耐的态度，不提倡用脑想，提倡用肩膀扛；结果不但是人，连驴和猪都受其害。假设一切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意、不方便，都能成为严重的问题，使大家十分关注，恐怕也不至于搞成这个样，因为我们毕竟是些聪明人。虽然中国人是如此的聪明，但是布罗代尔对十七世纪中国的质生活（包括北京城里有多少人靠拣破烂为生）了一番描述之后下结论：在这一切的背后“潜在的贫困无不在”我们的祖先怎么觉不来？我的结论是：大概是觉得那么活着就不坏吧。

在人与兽、人与自然力的竞争中，人这一方的先天条件并不好。如前所述，我们不像驴那样有四条、可以吃草，也不像风和那样浑然无觉，不知疲倦。好在人还有一大的武，那就是他的智能、他的思索能力。假如把它对准自然界，也许人就能过得好一。但是我们把枪对准了自己，发明了消极的理德，其中就包括了吃大苦、耐大劳“存天理、灭人”；而苦和累这两东西，正如莎翁笔下的情，你吃下的越多，它就越有“所以两者都是无穷无尽的了！”（引自《罗米欧与朱丽叶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