奢侈生活为戒，勉以耕种菜圃，施肥养猪之务，此等勉励朴素勤劳之劝告，盖含有希望保守家族繁荣之目的，其意固甚明显也。

假令朴素能令家族之繁荣持久，则同样亦可使国家之繁荣持久。曾国藩的理想，很容易明了，他以为:大抵仕宦之家，子弟习于奢侈，繁荣只能延及一二世;经商贸易之家，勤勉俭约，则能延及三四世;而务农读书之家，淳厚谨饬，则能延及五六世;若能修德行，入以孝悌，出以忠信，则延泽可及七八世。

故曾国藩以养鱼，养猪，种蔬，种竹，为内政四要，其致诸弟家书中云:“…家中种蔬一事，千万不可怠忽。屋门首塘中养鱼，亦有一种生机，养猪亦内政之要者，下首台上新竹，过伏天后有枯者否！此四者可以觇人家兴衰气象，亦所以恪守祖训，示范儿孙，宜时时留意…”其着重淳朴盖如此。

自颜之推(531—591)家训以降，如范仲淹(989—1052)、朱熹(1130—1200)，以迄陈宏谋(1696—1771)、曾国藩(1811—1872)各家家训，此勤勉淳朴而崇尚简单生活之家族理想，总是一致地坚持着，而且被认为民族最有价值的传统道德律。家族制度多少交织于田园风味的生活理想中，二者具有不可分离的性质。Simplicity一字是希腊文中一个大书特书的字;“淳朴”二字，在中国文中亦为一个大书特书的连语。好像因为人类既知道了文明的利益，同时又感觉到它的危险性。人类知道了生活的幸福与快乐，同时却警戒着它的朝生暮死的性质;危惧于为造物所嫉妒，故宁愿生活较为纯朴而享较长久的天年。因为享受了人生过分的幸福，中国人想来，会减损此生之福分。所以“人当趋福避祸，两加审慎！”明季某学者曾说:“人当取较清淡之幸福”一般中国人胸中，皆具此同情的心理。盖人生幸福富有不确定性，而返朴归真为惟一防护之方法。这是无可非议的，中国人由直觉而知之。他们欲求家族之长存，而却收其效于民族。

五、民族的童年

由此看来，中国人民之避免政治堕落的危机，乃由于其天性之不信任文明而保持原始生活之习惯。因而中国人所谓之文明，似应用施以修改之意义去领会它，即一种文明，乃爱好原始状态之文明，而非为与原始状态脱离之文明。当然，这也不是一种万应药膏的文明，它非能永远保证无流血暴乱的时期，亦不能使战争、饥荒、水灾绝迹于尘寰。

过了两千年可称为文明的生活，仍能产生这样的生活史料，使文学家得资以写出一部出色的故事，像《水浒》。《水浒》的时代背景是那样的恶劣腐败，至有人肉可食之感，不啻揭露了文明大破坏的社会机构之谜，宋江，李逵，以及其他梁山好汉，虽距离孔子时代已历千五百年，但是吾们不觉他们是代表衰老了的文化的人物。而毋宁说是文化晨曦中的天真的孩子。他们生长于生活尚无保障的时代。中华民族受了孔子教化的洗礼虽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期，这个民族的生命好像倒并未达到成熟衰老的年龄，而享受着绵长的童年生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