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庆东在《金庸小说的文化品位》里，是这样来概括金庸小说之“新”的：

俊华的《胡闹里的一片小小絮》，对金庸小说和“金庸”的本质有很准确切的揭示。谈到金庸所构设的“武林”中的角时，文章还写：“这中间，还得有一些二八少女，长得都是容月貌。她们整天也是无所事事，不傍大款，不当歌星，偏偏要到荒郊野外地窜。奇怪的是，她们整天不上厕所，不洗衣裳，却个个从不蓬垢面，灰土脸，时时刻刻都像芙蓉似的。她们都得了仰慕英雄的病，一定要找个喜伸胳膊、撂的英雄。这样，戏就多了：你上人家的，人家不要你；你不的，却整天跟在你后面甩也甩不开…为此，就得失眠、痛苦、内疚、嫉妒、误解、绝望…反正情里应该有的心情它统统都有，就是恰恰没有过日的心情…”金庸所虚构的“武林世界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“人”所生活的世界。用正常人的理光看去，那是个仙界和界相混杂的世界，或者说像是一座神病院。在那里，没有需要起码的质生活条件、有世俗意义上的七情六的人。之不存，将焉附？既然并没有“人”所谓“人”又何从谈起？

相比之下，金庸集旧、新武侠之大成，会了还珠楼主的神奇浪漫、白羽的世态炎凉、郑证因的诗化武功、王度庐的悲剧侠情及梁羽生的“宏大叙事”形成自己博大沉又壮丽多姿的风格。他武打写得好，侠义写得好，但又远远不止这两，他写情——男女之情、兄弟之情、亲之情，写历史、写政治、写风俗、写文化，均是上乘。最重要的是写人，梁羽生、古龙也写，但金庸写得更好，成功的更多，形成了一个整齐的人家族系列。金庸写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化的艺术世界，他把武侠神提升到了人普遍意义的度。

至于一小说是不是写人，或者说是不是写了人，并不是说你有个“人”的名就可以了。写人或写人，这是一个历史概念。当人对“人”的理解达到一定层次，我们的作品就会现这一定层次上的“人”我们便可以说这个作品中有了人。所以古希腊的神是神话时代的人，古罗的英雄（半神的人）是英雄时代的人，中世纪的骑士是骑士时代的人，到了文艺复兴以后，人又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，先是贵族式的，再是德式的，再是平民式的或称普通人。今天我们看神话时代的人，我们便不说它是人而说是神，我们也把德式之前的人合称为英雄。当尼采说“上帝死了”人便成为普通人，英雄也与上帝一远离人群。武侠小说有的是英雄或侠，人是不见的。这毫无现实的创作我们怎么可以把它称为“人”？

能用看待“旧武侠”的光来看待金庸武侠小说，不能用评价一般武侠小说的尺度来评价金庸的武侠小说。在对金庸武侠小说之“新”的认定上，严家炎、孔庆东以及其他一些“金学家”也基本相同。

所谓写历史、写政治、写风俗、写文化，不过是金庸给故事注的一调料，给作品抹上的一层油彩，骨里是对现存文化的一“利用”这一层，在上一章里，我曾援引方武《“文化工业”与金庸小说》（载《世界华人文学论坛》1999年第1期）一文中的观予以分析。孔庆东这段话的关键，还是写人、人情的问题。所谓“写人”也是金庸所一再自我标榜的。例如，在《笑傲江湖》后记中，他便说：“我写武侠小说，是想写人。”金庸的自我标榜，往往成为对“金学家”的命题作文。金庸标榜说自己要“写人”就有许多人衷于谈论和研究金庸小说的人描写。对此，方武的《“文化工业”与金庸小说》中也有很彩的评说：

下面先对孔庆东的观些辨析。

作为一大众文化，金庸的小说同充斥于银屏的电视连续剧一样，写了许多情，也不可能不写许多情。而金庸小说里的所谓“人”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其中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情来表现的。俊华在《胡闹里的一片小小絮》中说：“武侠小说由于无需在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上编造情故事，就拥有一个优势：能把情编造得纯情、浪漫、虚幻、炽烈…”无论是写情，还是写别的什么，金庸都不受现实可能的制约，都无须考虑是否真实的诘问，他惟一要考虑的，是读者的味，对于这样写的情，竟有人推崇不已，并将其作为现实中实有之一般来分析、研究，总难免让人觉得稽。方

金庸小说中那些武功或或低、品或正或邪的角，的确不能算作通常意义上的“人”他们来无影、去无踪，人类生存的现实制约对他们都不存在。他们有时像神仙，有时像妖。他们是另一类动，是金庸虚构来的一群怪。这样的动从来不曾真正地存在过，也没有丝毫现实存在的可能。俊华在《胡闹里的一片小小絮》（载《文学自由谈》1999年第4期）一文中，指金庸小说构造了“武林”这样一个简单的生活世界，混迹于这个世界的“人”“整日正事不，专门打架斗殴，谈情说”“生活在这样一个虚构的武林世界的侠客们，不是一般的侠客，而是一些有特异功能或怀绝技的人——他们不仅不需要劳动，不需要日常生活的忙忙碌碌，而且也不需要起码的质生活条件。比如他们要是困了，随便躺在冰窟里或一麻绳上就可以呼呼大睡。这样，对他们来说，谋生的忙碌就不存在了，职业和事业也分开了，剩下的形象就很单一了，只能是既潇洒又轻松”一“不需要起码的质生活条件”“随便躺在冰窟里或一麻绳上就可以呼呼大睡”的东西，我们能把他说成是“人”吗？